沿着河走

《围城》中所见的高等教育体制及高等教育理想

                                            

       　钱钟书在上海沦陷时期创作的小说《围城》，以“游学生”方鸿渐归国后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刻画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当得一部新《儒林外史》。而书中最为精彩备出的无疑是有关三闾大学的部分：从赴三闾大学途中的种种琐细，到在三闾大学的种种遭际，处处充满作者对当时高等教育体制的感受和揶揄。较之于方鸿渐之前在银行和报馆做小职员的经历，这段在三闾大学的经历显得格外生动饱满。单就《围城》所擅长的讽刺艺术而言，也以这一部分最为透辟深警，浑融无间。这当然与钱钟书本人的实际经历有关：他在1938年回国后先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当时清华已经迁到昆明，并入西南联大；钱钟书的父亲则在湖南蓝田帮助老友廖茂如创建国立师范学院，因此在次年钱钟书即也往湖南去，被聘为英文系主任，1941年夏因探亲而沦陷在上海孤岛，又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1944年他开始动笔写作《围城》，两年后完成[1]。可见在大学做教书先生原本是作者最为熟悉的生活，而且当他动笔之时，在这一行刚好有五六年时间，既不至于短得不了解这个行业，也不至于长得太过麻木而对种种现象失去敏感，因此恰有《围城》中对三闾大学的描画。尽管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反复澄清其中人物皆为虚构以免索隐派的对号入座，但我们深知，那些人物固然可以用向东家借鼻子、向西家借眼睛的办法再造而成，与现实中的真人不具有一一对应性，却可以更深刻地反映整个群体的面目，而其中所涉及到有关当时高等教育的制度层面也同样具有这种高度的表现性，纵使三闾大学并不就是当时国立湖南师范学院，却无疑是钱钟书曾经受聘的那些个大学的经历­­——或者还加上他耳闻目睹的别人的经历­——在制度上的综合反映。因此，以下不妨从三闾大学的教育理念、教师聘任制度、师生关系等方面略作分析，以观当时内地大学的教育体制，对今天的高等教育也许不无参照意义。

       首先从大学的管理体制和管理理念来看。奉命组建国立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是一位“老科学家”，对于大学的管理，他自有一套看法，别人担心三闾大学地偏处湖南内地，请不到名教授，他却认为：

 

名教授当然很好，可是因为他的名望，学校沾着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学校里的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气，他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的指挥。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真肯出力为公家做事。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决没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分子。所以，找教授并非难事。[2]

 

一个大学首先需要的就是大师，而在高松年眼里，大学却不过是一个行政机关，因此他并不希望招来有个性的名教授，只希望找一些不敢得罪大学、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普通人物。高松年将教职员并不视为独立的个体，而只是视为有机体的细胞，完全取消了教职员的个性与独立性。以这样的治理方针，三闾大学当然绝不可能吸引大师，更不可能自己“造就”出大师来，李梅亭、顾尔谦、方鸿渐之流则因之得以荣任教授。以高松年的理论治校，大学中行政权力必定高于教授权力，因为教授们既没有声望与社会地位的凭藉，又没有“教授制校”的制度上的保证，一群庸庸碌碌、首先为养家糊口计的教职员自然无力抗衡握有他们饭碗的学校行政机构。钱钟书将大学校长区分为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两种，理科出身的人当校长往往是仕途的开始，而国家的这种好让科学家官做的用人倾向导致了大学的行政机关化。实际上，以高松年为代表，大约当时的不少大学校长正是将大学作为行政机构看待，而大学校长的职务也正是被他们视为仕途的起点与操练。如果大学不是被视为学术机构，那么，高松年的“教职员之于学校应当像细胞之于有机体”的理论就正是学校仅仅被作为行政单位的体现，行政管理超越甚至压制了学术管理。大学在这样的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下，也许是稳妥和具有效率的，却不能保证具有学术自由和学术创造的活力。

       再看教师的聘任制度。三闾大学作为初组建的大学，大部分教职员基本都由校长高松年直接聘任。譬如他直接聘自己从前的学生赵辛楣为政治系主任、教授，而方鸿渐、孙柔嘉则都是经由赵辛楣介绍分别被聘为教授（后改为副教授）和助教的，聘为文学系教授的李梅亭则是高松年从前的老同事，历史系副教授顾尔谦是高松年的远亲。文学系主任汪处厚是高松年顶头上司教育部汪次长的伯父。教授、副教授、讲师这些等级在当时并不是职称，而只是职位，教职员被聘为哪一等级的职位除去跟当权者的私人情谊请托以外，在公的一方面重要的是资历，学历和学位则是资历的重要组成，它们甚至部分地承担了职称的功能，即作为对教员任职资格的认定。譬如赵辛楣作为系主任中较高的等级就是因为有留学美国的经历，刘东方只有国外暑期学校的学历，因此是系主任中最低的等级；而历史系主任韩学愈的待遇最高，则是因为他有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尽管方鸿渐对这子虚乌有的学位心知肚明，却不能说三闾大学聘任教授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这种聘任只是由校长高松年一个人决定，没有相应的专家组织以一定的制度来决定是否聘用、聘用的年限、是否续聘等事务，因此体现出的仍然是行政管理并且是校长负责制下的单一行政管理超越了学术管理的缺陷。在三闾大学基本的院系结构搭建起来以后，各院系的头目可以有权自己再聘任教师，当然，在有私心的头目那里，这又往往成了任人唯亲和彼此利益交换的手段，譬如历史系主任韩学愈跟教育系主任刘东方就因为对方没有聘用自己的家眷和亲属而结怨。之所以有如此蝇营狗苟的勾当，制度层面的漏洞和不完备难辞其咎，即尽管学历学位是聘用的重要标准，却没有一个对学历学位严格检验的程序和方法，以至于韩学愈用买来的文凭成为最高级别的教授，并将自己在刊物上登发的启事也公然写入履历冒充学术论文。当然我们应该考虑到战时种种条件不具备，难以详尽核实个人的学历、论文成果等方面的情况，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如下事实：当时国内高等教育界，尤其是像三闾大学这种二三流的大学，对国外学位存在着盲目崇拜，甚至达到只问文凭、不分真假、不看实际学问的地步。若干年过去，我们的技术条件、通讯条件比抗战时期不知超出几许，但这种现象或者也还并未完全绝迹。

       三闾大学乃奉教育部的指令创办，教育部为三闾大学以及当时一切国立大学的行政上级，它的命令三闾大学是必须执行的，这在“导师制”的施行风波上颇可以见出二者的关系。教育部的某位视学先生“是位导师制的专家，去年奉部命到英国去研究导师制的，在牛津和剑桥都住过。”[3]然而这位视学先生以为牛津剑桥的导师制不够完善，因此他又另立条目，要将之加以改良，要求导师不仅要在学业上指导学生，而且同时担当学生的道德导师，要随时随地调查、矫正、向当局汇报学生的思想，具体的途径就是要求导师一日三餐都跟学生一起同桌吃，更为骇人的规定是如果学生毕业以后在社会上犯了罪，导师要连带负责。这样的导师制在各大学的反应当然不会好，但大学校长高松年因为有意在仕途上发展，故而热心奉行。至于这被赵辛楣和方鸿渐比之于明成祖诛方孝孺十族、比纳粹党教育制度还厉害的导师制，其施行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教授们一来对跟学生同桌吃饭的制度讨价还价，二来训导长李梅亭之流又要严男女之防、不让未婚的男老师作女学生的导师，结果以教师一周跟学生同桌吃两餐饭、谈一次话匆匆收尾。三闾大学实行导师制的始末，也可以视为中国社会历来学习西方各种体制的缩影，初衷未始不好——中国古代的师生正是同吃同住、品学兼修的，然而不从教师的道德学问本身着手，仅孜孜于外在形式的标榜，而一旦将其原则高自标置到了不近情理的程度，导师制也就成了无法实行的空壳。这也正体现出教育政策制定容易走向的误区：教育方针政策不是由下而上、先经过周密调查根据实际需要来制定，而是由上而下地下达命令，其实已经造成行政命令对教育的粗暴干涉，加上大学缺乏自律，执行者在奉行中加以私心与歪曲，难保最后不走样。

此外，对于大学里最为直接的关系——师生关系，《围城》中也有最鞭辟入里的表现，方鸿渐对师生关系最切身的体会就是学生对于老师的蔑视：

 

这些学生一方面盲目得可怜，一方面眼光准确得可怕。他们的赞美，未必尽然，有时竟上人家的当；但是他们的毁骂，那简直至公至确，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他们对李梅亭的厌恶不用说，甚至韩学愈也并非真正得到他们的爱戴。鸿渐身为先生，才知道古代中国人瞧不起蛮夷，近代西洋人瞧不起东方人，上司瞧不起下属——不，下属瞧不起上司，全没有学生要瞧不起先生时那样利害。他们的美德是公道，不是慈悲。他们不肯原谅，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不需要人原谅，不知道也需要人原谅，鸿渐这样想。[4]

 

大学里的师生关系并不属于教育体制的一部分，但“教师和学生是高校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的两个主要角色”，“是高等教育活动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而高校师生关系则体现着高等教育过程中人与人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5]。师生关系无疑是评价高校教学活动成败的重要方面。书中借方鸿渐之口揭示的学生鄙视老师的现象，也许不止是三闾大学的专利，而是作者多年在大学做学生、做老师的体会。这种鄙视固然有来自学生特定年龄阶段心态的原因，但以三闾大学的教职员本身在组成上的杂凑乌合、教师之间甚至以学生为工具进行倾轧，必然导致学生的鄙视更加严重。尽管学校中师生间首要的关系是教学的授受关系，但当这种学生对老师的鄙视构成师生间心理关系的主要内容时，教学活动必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导致学生对学习的厌倦，而教师一旦洞知学生的鄙视，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也会受到打击。我们的教育研究中对师生关系的探讨长期以来往往在教师对学生的态度上多加留意，反之的情形却鲜有关注，钱钟书则在书中透辟地揭示出了学生对老师的常有的态度，使我们对师生关系的互动补充了新的认识。要想扭转这种局面，不可能从学生着手，而根本之计还在于教职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只有教师在学问与道德方面皆堪为表率，方能使学生餍服于心，教学活动也才能更有效地开展。

      

三闾大学实际的情形是如此，最后它使赵辛楣彻底失望了，而赵辛楣是《围城》所描写的那一群知识分子中唯一曾经对高等教育有所期望的人。尽管他最初答应到三闾大学去的直接原因是苏文纨的抛弃，最后的仓惶离开则是直接由于跟汪太太的交往触犯了汪处厚和高松年，但是，赵辛楣原本还算是有理想的人，他曾经抱有以教育开发民智的希望：

 

辛楣道：“办报是开发民智，教书也是开发民智，两者都是‘精神动员’，无分彼此。论影响的范围，是办报来得广；不过，论影响的程度，是教育来得深。我这次去也是添一个人生经验。”

       斜川笑道：“这些大帽子活该留在你的社论里去哄你的读者的。”

辛楣发急道：“我并非大话欺人，我真的相信。”

鸿渐道：“说大话哄人惯了，连自己也哄相信——这是极普通的心理现象。”
       辛楣道：“你不懂这道理。教书也可以干政治，你看现在许多中国大政客，都是教授出身，在欧洲大陆上也一样，譬如捷克的第一任总统跟法国现在的总理。干政治的人先去教书，一可以把握青年心理；二可以训练自己的干部人才，这跟报纸的制造舆论是一贯的。”[6]

尽管赵辛楣想去办高等教育主要是从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出发，认为办教育的目的比办报的影响更为深远，但是较之于那些专为一己之私利和宦途考虑的所谓知识分子，他的目的已经高尚得多了。此外，他对于教育制度的看法也比别人有见识，譬如当方鸿渐嘲笑所谓教育部的“导师制专家”，认为是办教育的人挂幌子唬人，赵辛楣则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教育制度是值得研究的，好比做官的人未必都知道政府组织的利弊。”[7]但是，赵辛楣是只有理想，没有实权，没有实际的办法，也不能有所作为。到得导师制以乌烟瘴气收场，赵辛楣也泄了气，对自己从前所说的教育为政治活动的开始、教育为训练干部等那一套理论表示后悔，总结道：“现在我知道中国的战时教育是怎么一回事，我学了乖，当然见风使舵，这是我的进步。话是空的，人是活的；不是人照着话做，是话跟着人变。”[8]准备第二学年便辞职——他的理想破灭，就只有独善其身去了。恰好此时发生与汪太太的纠葛，他再也不能在三闾大学立足。赵辛楣的高等教育理想到底以失败告终，从乐观走向悲观。

方鸿渐则一直是个悲观论者，充当着赵辛楣教育理想的解构者的角色。当初，赵辛楣宣扬办教育开发民智、为政治培养人才一套理论的时候，方鸿渐就尖锐地指出：“这不是大教授干政治，这是小政客办教育。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像你们的报纸宣传品、训练干部讲义之类。”[9]方鸿渐虽然懦弱无能，洞察力却不可谓不敏锐，但他连赵辛楣那样有局限性的理想也是没有的，终究只是得过且过，直到被人排挤出三闾大学。

“围城”的含意，或者有种种的解释，但其中高等教育的理想与现实同样是一种围城，赵辛楣、方鸿渐二人都经历了一个在大学之外幻想大学该如何理想、到真正置身其中以后却只有匆匆逃离围城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正是他们的理想破灭的过程。瘦弱的、营养不良的理想到底敌不过龌龊卑琐的现实，但是《围城》终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剖面，告给我们当时一般的高等教育的情形，以及那些较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对高等教育曾经有过的理想。从这种比照中，我们或者也可以更深地探究病根的所在并继续寻求治病的药方。

 

                                                         2006年8月30日

《南风窗》上一期“南水北调”的特稿：

中线：这一场水里水外的事

冰封西线

东线：一江清水向北流？

“三峡引水”VS“南水北调”

想是还不习惯，又事多且杂，去年伏天，热得“束带发狂欲大叫”，动一动就汗出如浆。今年则下定决心不言语，凭它热吧，默然受之，汗不许出，也就当真汗少了，白天在没有空调的办公室，也不觉怎样热法。新火炉的头衔自有新的城市去抢，这江城现是摘帽的老派火炉，态度反消停。况且，天再热，并不就比人世的讥嘲、谩骂、毁谤、恐吓更难忍受。全球都在变得更热，这样默然和所有人一起受着，直到成为一丛仙人掌，或是一蓬骆驼刺，直到地球热成红色的火星，我就安然成为一颗红砂，等着外星飞船的来访，从我的成分中分析出多少年前这里曾经有过水和生命的痕迹。

早晨在路上，觉出风竟有些凉。七月来了。

曲名：Vincent    

　　　　歌手：Don McLean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ey,
Look out on a summer 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 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 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 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 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 sight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 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 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the ragged clothes,
The silver thorn of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END——

一回见了泰戈尔的两句小诗，大约是《飞鸟集》，有时会想起来：

I have my stars in the sky.
But oh for my little lamp unlit in my house.

 

　　本埠新闻里除了诸如停电、爆水管之类家常琐碎，除了盗窃、凶杀之类社会新闻，有时也会见到一些市井奇人奇事。譬如曾经有一个少年自己做了一架飞机，像模像样的，父母都从家乡赶来看升天，临到起飞前一小时，说是安全检察没通过，少年想必都快委屈哭了；又有一人，一定要用一只大轮胎漂流长江，居然就真背了一口袋老婆给做的麻花，捏着两片跟宽尺子差不多的竹片桨，用了二十多天从重庆朝天门漂到了汉口，接下来他还要一直漂到上海去，并不管路上平均每天十来个小时盘腿窝在轮胎中间，腿总是麻麻的，还遇上过漩涡……世上早有了飞机和轮船，这些人想来是知道的，但还是要自己做、自己漂。这样的莽夫之勇好像也还是说明了点什么，想像力或是行动力，让我们见了，就好像有人代我们向庸常生活挑战了似的，高兴得像过节。航运部门说，这种个人漂流不应提倡，但也没说禁止。

　　 汉水入江处，长江呈西南－东北流向，江面在这一带也最窄，长江大桥便在汉水入江口稍南处贯通江之南北。蛇山，也即黄鹄山，则蜿伏于江水东岸，大致为东西走向，约略从江边向东延续到龙华寺、长春观背后。京广铁路江南部分从长江大桥的引桥直接连到蛇山北麓，从蛇山西头黄鹤楼沿山巅甬道行至东头岳飞亭，一路皆可见到山下火车。  

    在黄鹤楼头正可以俯瞰大江两岸。蛇山只是平原常见的低矮丘阜，黄鹤楼高五层，然而并不是塔，也比不过摩天大厦的霸气，但从楼上望出去，也尽可以揽见形胜。这一向多雨，此日虽只偶有沥沥，见那浩浩汤汤的江水却泛出红沙的颜色——江水浊而汉水清，但在楼上不见鄂渚，不见鹦鹉洲，也不见汉水，只望见汉水上晴川桥。若要见汉水，需是坐轮渡从江之东岸斜扦到西岸，汉水入江口，清浊分明似泾渭。但此时江水的分外浊红却是因为连日暴雨，在楼头看得尤其明显些。  

    黄鹤楼三面望出去皆是大江。只因江水打西南往东北方向流，蛇山的走向又略有些西北偏东南的意思，这正建在蛇山头上的黄鹤楼西面与西南面就似乎都是江了；江水再往前，在天兴洲处急折为西北－东南流向，这一来，从黄鹤楼上往北看就也是长江。  

　　现今五层的黄鹤楼重建于 1985年。清代末次重建的旧楼本为三层，从 1871年的照片上看不出有多高大，然而据说是很壮观的；十三年后它最后一次毁于火灾。今日之楼高出昔日旧楼约二十米，却是改址重建的，旧楼故址在五十年代修大桥时已被占用。人们登今日之楼，是为着它昔日的荣光。若从三国吴黄武年间孙权始建算起，一千七百多年中废兴万变，人不同，楼也未必同，连楼所在的城名字也不一样：三国吴时，现在的武昌叫夏口，得名于夏水。夏水是长江在江陵一带分出来的支流，在江水北面蜿延东去，穿过云梦大泽，约在今沔阳附近注入汉水，汉水再往东北流一段注入长江。如此，夏水上源于江，下入于汉，并随之再还于江，冬竭夏流，只好算是半条河流，人们却不以成败论，习惯上将合流以后的夏水和汉水仍称为夏水，故而将这汉水入江之处也一并称为夏口，而不是汉口。清代以来夏水渐渐没了，汉口也取代了夏口。三国时的黄鹤楼便是筑在这夏口城黄鹄矶上，大约为军事瞭望用。而那时的武昌指的是江夏郡的治所，即今日之鄂州，在夏口东北方向，陆路约五十公里，顺长江而下水路约一百公里。此处原是鄂国所在，后为楚灭，《史记·楚世家》云楚王熊渠将中子红封在鄂；秦置鄂县；三国吴一度将之作为都城，称武昌；直到西晋，从江夏郡分出武昌郡，治所仍在今鄂州一带，名武昌，江夏郡治所则别在安陆。至唐时，今之武汉或称江夏或称鄂州，又置武昌军节度使于此。宋置鄂州，曾一度为荆湖北路治所。元明清三代，武昌路（府）治所皆在今武汉市武昌区（当时称江夏），明时为湖广省会，清代为湖北省会。简言之，这黄鹤楼所在之城，或云夏口，或云江夏，或云武昌，古武昌县则别在今之鄂州，二者相去不远，却不应混淆。    

　　今日此楼，钢筋水泥造，纯粹木结构的工艺未知有传人否，若从防火考虑，如此重建我们只好勉强原谅，而下楼沿甬道往东，一架名曰"千禧钟"的东西岂只不知所谓，造型之突兀粗陋简直骇人，曾以想象之超诣、艺术之繁复精工骄人的古楚，竟有今日的沦落。然而这粗鄙竟不是唯一，点检神州，正不知凡几，江城只算是anytown而已。遇见此种事情，叫人在逻辑上总是出现障碍：若相信只有现代化才可解决民生，何妨就将这种"文化"事业先搁置一边，对文物有保护而已，何必忙忙地捏几个水泥坨四处点缀，都成为昂贵醒目的癞疮疤？不如种几棵树罢！对历史与未来犯的罪，甚于洪水猛兽者，不能不将这些意在显示政绩与"创造力"的"文化产品"也算在其中。    

　　再沿甬道向东，沿路可见山北麓来去的火车，南麓为梅园、抱冰堂、搁笔亭等建筑，经过白云阁、涌月台，穿过数座石牌楼，在蛇山中段是岳武穆遗像亭。碑亭横额"岳武穆遗像亭"署名孔庚题写。碑亭有长联："撼山抑何易，撼军抑何难，愿忠魂常镇荆湖，护持江汉雄风，大业先从三户起；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奉谠论复兴家国，留得乾坤正气，新猷端自四维张。"未知是否也为孔所撰。这孔庚为浠水人，早年为同盟会成员，民国风云中一时人物，三十年代中期却因"掘金案"颇惹物议，但若论心性才气，他在清末因造科举的反被关在武昌狱中，就以对联"天将丧斯文，未丧斯文，羑里示良谟，玉汝于成担大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神州沉苦海，问君何术救同胞"打动过两湖按察使梁鼎芬而获释，岳飞亭这幅长联在气度行文上亦颇似之。何况此亭修建时正当民国廿六年七月，孔庚此时若重拾四十年前的青年豪情也在情理中。当时人们在大东门一带的岳飞昭烈祠旧址中捡出一块岳飞的遗像牌，便在蛇山上建了这座石亭。岳飞在绍兴四年以后大约有七年时间镇守在鄂州——即今之武昌，前后曾四次麾师北伐。遗像碑上的岳飞圆胖似老儒，倒是附近一座八米高、手挽骏马的青铜雕像更近于对青年元帅英气郁勃的想象：他究竟乃一位有神力、好野战、如飞将军李广一般天神似的人物，何况三十封侯，正在这鄂地。论得志，比起李广，俨然判若云泥了。但最令人扼腕者，为绍兴十年北伐，他以为是直抵黄龙府指日可待，进军已至朱仙镇，北距汴梁仅四十五里，却一日接十二道金牌勒令退兵，十年心血，一旦而废。任此后小心恭谨、不专进退，到底不免很快弃市。若比李广，果幸运否？二十多年后，换了孝宗，岳飞得以昭雪复官改葬，并敕在鄂建忠烈庙、又封鄂王。此后民间的纪念才算是合法。除去杭州的岳坟，天下有岳庙者凡三处：汤阴、鄂州（今武昌）和朱仙镇。汤阴是岳飞家乡，后两地一为他驻守最久处与封侯处、及北伐起点，一为北伐终点。 

　　《满江红》（怒发冲冠）在现代词学史上曾惹几十年争议，有人说是明人伪作，有人就百计要证不可能是伪作。凭心论，我们总不愿它是假的，哪怕求真是我们的目标，可是真有时也不免要在情感面前转个弯儿，再说，大家的条条反驳也不是没道理。要把事情从有说成无总是棘手，若没有铁证，有狐疑也只好先存着。岳飞另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不似前首名声大：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　　　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他只管一个劲儿叫江山可惜、百姓可怜，并不顾忌上头的想法，《宋史》称他“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是不错的。比照下，前一首中激烈地嚷嚷“靖康耻、犹未雪”显然更犯忌讳，得罪后，家人若还敢以之相标榜才是奇事，无怪乎不见于家集。       

　　从岳飞亭和青铜雕像的所在向南俯瞰，山下是阅马场，现称首义广场，主体建筑是辛亥革命博物馆即民国鄂军都督府旧址、武昌起义军政府所在，因为红砖红墙，也称红楼。从山下再往东一段，有一个隧洞，张之洞曾想打通它而未果，因蛇山这东西一拦，恰好将武昌心脏地带南北界破，不便交通，后来不知是到民国还是到五十年代修京广线时才接续凿通。这才方便了南北往来。北面的司门口本为岳飞帅府所在，也是老武昌区政府旧址，现今是商业区；南面的阅马场成了文教重地，除了红楼，再往东是省图书馆，张公首建，也是全国首个省立图书馆。张之洞十分不同于历任湖广总督一流人物，从军工、实业到文教，不但本地的近代化赖其开基，那时中国的步子也是他们领头。大约身当其时，必须有所为，而自身的能力也足以有为，于是爰始爰谋，迺疆迺理，自西徂东，周爰执事，端的是桩桩件件都有新气象，民到于今受其惠。 　

 　再东去，那是龙华寺、长春观，是我尚未探访的地方。

借蔡琴此曲送別诸位同年。

　　已入梅。

　　五月还颇热过几天，六月却凉爽许多，雨水多起来，二十来天温度少有超过三十度的。我以为早入梅了，气象专家却说昨天才入梅。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方是中下游真正的梅雨期。今年降水听说多过去年两成。长江上游的梅雨通常较下游早出十天半月，这样就能和中下游的汛期错开，然而上游汛期若推迟，中游的汛期又恰巧提前，两个洪峰叠合，洪灾常常就难免。今年多出来的两成雨水，大概就是长江此后约一个月中汛情的主要来源。较之更南方贵州广西一带早已出现的洪水，还有正出现在川鄂交界一带的大暴雨和滑坡，中游的威胁仿佛才刚到来。

　　这两日的天气似乎真有些不同，尽管温度依前不高，溽湿的梅风却能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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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在阳台上挂了一把艾蒿，粽子则还是前几日在路边买了一个做早饭——是肉粽，味道实在稀松平常，不但远不及同样在路边作早餐卖的嘉兴的肉粽，甚至也并不及从前万柳食堂楼下所卖仿五芳斋的那些。然而这里本不以肉粽出名，甜食大概还近一些，如同豆腐脑也是放糖而非卤汁。匆匆过去罢。何尝有心再去作弄绿豆糕之类。艾蒿也并不能就真燃起来薰蚊虫，或是单取那香气，现时是会惹动火警的，若硬要在屋里烧将起来的话。报上早作了广告，东湖有赛舟，如我这般懒怠的人多了，大概就不会有许多人去看了。秭归却道有万人祭屈，报上说。于生死，于哀乐，我究竟漠然到这个地步，便是一无干系之人，连留意也是可以不用的。...

是这般隔膜与冷寂的人间世，

不要哀伤吧。